17岁的天才诗人孤身在长安打拼，写下“独在异乡为异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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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也许是唐代诗人中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些名句我们从小便熟能成诵，但若仔细再想，却又说不出具体的好处，而王维的真实面容，也一直被湮没在世家公子、美少年、音乐家、诗佛、“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这些固化标签之中。

青年诗人、作家李让眉在一场十五日的漫谈中追寻王维，细解他的生平、时代、亲交、情感、宗教、绘画、音乐、诗艺，还原他的人生境遇与精神世界，以诗人之眼关照王维诗独特的妙处——无我而有情，最终收尾在当下的我们为何要读王维、如何读王维，将古典诗人的光芒折射到现代的你我身上。

《王维十五日谈》作者: 李让眉浦睿文化·岳麓书社

第一日 我们对王维的误解（节选）

说起中国影响力最大的诗人，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不一定是王维。但若多几次追问，这名字出现的序位该也不会超过前五。

王维常常出现在中国小朋友与诗的第一场邂逅里：孩子开蒙，少有不曾背过“红豆生南国”“空山不见人”的，不独如今，古时亦然。他的五言清逸流畅，兼具音乐性与画面感，是个舒适开放的美学端口——更难得还在成长性：王维的诗儿时读来可亲，大了观之忘俗，不学诗的觉它清新成诵，学过诗的对比过诸多仿作，则要益发敬畏它准确微妙。

能做到在每一种视觉焦距里都美很难。看过《格列佛游记》我们会意识到，巨人国里娇俏的女郎，在小人儿眼中不过是皮肤粗糙不堪、颜色不一的怪物——能做到入眼可爱，且每走近一步、每深入一层仍能美而不失度，其中必然包蕴着高于观察者理解层级的技艺。

科幻小说《三体》里有段情节，说三体文明派了一只被人类称为水滴的探测器来到太阳系，它小巧光滑，好像一滴水银。起初因为体积小，它并没有受到重视，但当科学家在一千万倍的、可以使大分子显像的显微镜下观察时，发现它的表面依然绝对光滑，才迅速产生了敬畏——后果也确实证明，在这个小而美丽的水滴面前，技术落后的地球舰队虽然庞大，粗糙到不堪一击。看到这段剧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王维的诗：它正是与水滴一样的小巧、匀滑，拥有完美而看似毫无攻击性的弧度。

王维的诗也是用方块字组成的，同样遵循基本的格律，却没有近体诗特有的编织感。它很难被还原成一个个像素块，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用结构放缩的方法去拆解他的语言——王维拥有令大多诗人深羡的语言天才，但他诗的好处却不完全在语言这个维度。

古往今来，中国的好诗很多，但能同时禁得起不同角度审视的却很少。有的诗朗朗上口，但文辞粗陋；有的诗意象华丽，却佶屈聱牙；有的诗初见无味，要有阅历才能看出好处来；也有的诗乍看惊艳，却没有挖掘空间，禁不起成长后的回望。凝固的文本很难跟随读者变焦进行自我修正，而对大部分诗人来说，他们的魅力与缺陷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彼之蜜糖，此之砒霜，优势与劣势的消长从来不只在于诗人自己，读者的偏好也是重要的定义者。

但王维的诗却是个圆匀的弧形：他没有预留杀手锏，也相应失去了破绽——换言之，王维不是一位适合用现有诗学体系去定义个性的诗人，硬要去套的话，他可能在每个维度都刚好处于八十分的位置，均衡得令人提不起警惕，又仿佛是出乎某种有针对性的设计。王维的诗从来不是我们情感上有紧急需求时可以即拿即用的工具，但同时，它又似乎总在不经意的余光里安然存在着。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想在这十五天里和你一起探索的。

开始聊王维之前，我建议我们不妨先闭上眼睛，调取一下脑中对这个名字的记忆。

不知你如何，反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王维的印象是很模糊的：他似乎做什么都不很用力，诗中也就很难找到一种不得不写的急迫感——对普通读者来说，急迫感的缺失代表着接触面的缩小，对心灵的作用力也会随之减弱。

语文老师通常告诉我们王维出身高门望族，一身才艺，不独是顶级的诗人，也是顶级的音乐家与画师。他的琵琶名动京城，初入仕途担任的就是太乐丞这样的乐官——《唐国史补》记录，看到某幅《奏乐图》时，王维能脱口说出那是《霓裳羽衣曲》的第三叠第一拍，著人一试，分毫不爽；画则更不必说，他是董其昌盖章的南宗山水始祖，而苏轼夸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更早已是王维独步千年的标签。王维淡泊名利，但好像仕途也不坏：半官半隐，却还是平步晋升，连安史之乱中被迫投敌的黑历史也没拦住他从正五品继续升至从四品尚书右丞。他寄情山水，每日里好像就在耽看水怎么流，山怎么青，对人世间的情感反而淡漠：终其一生，王维也没给妻子写过一首情诗，唯一一首看似有几分暧昧的《红豆》却偏偏又是给友人的。人们总说他是个参透了一切的聪明人，所以外号叫诗佛：他名维字摩诘，那本就是佛教著名的在家和尚维摩诘的拆分——学禅之人，当然不会轻易动感情。

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说法都不算错，但想碰触到一个诗人的心，这点东西却仿如木珠表面一层桐油，太浅太滑，反而令人更难着手。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些标签小幅调整一下焦距，更近地看看王维。

王维属于五姓七族中的太原王氏，当然也算传承有自的好出身，但事实上在当时也不能说是多高的门第。他的高祖王儒贤、曾祖王知节和父亲王处廉都只做到州府司马（分属赵州、扬州、汾州），品级大概在正六品下阶到正五品下阶之间；祖父王胄在武周朝任太常寺协律郎，虽是京官，品级更只在正八品上阶——相较所谓“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的标签，说他出生在一个中等官僚士族家庭可能更要贴切些。

这层级的家庭还处于不进则退的逆流上行期，影响力尚不足平均地荫及每一位后代，王维在其中则尤未能获得多少支持。为了前途，父亲王处廉带着妻小离开了祖辈经营几代的家乡，从祁县迁居到了蒲州，从此改称河东王氏——因为地域分隔，宗亲的帮衬便很难指望。

虽然同属今天的山西，但蒲州与祁县的差异很大：祁县虽属北都管辖，但地处山乡，子弟仕途的天花板多限于太原府辐射范围内，只在地方长官这个层级打转；蒲州则是个很繁华的城市，它与潼关隔黄河相望，据长安、洛阳两都之间，处关中往河东、河北多路要冲，顾盼自雄，发展空间自然就广远得多。因产兼粮盐，漕运便利，蒲州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后来曾一度被玄宗定为中都——许多年后的安史之乱中，郭子仪也正是凭借占据了潼关与蒲州一线，扼住叛军粮道，方才在不到一年内先后收复两京。因为地位重要，长属中央直辖，唐代皇帝来往两京途中都会巡幸蒲州。日本学者入谷仙介认为，王处廉举家迁居是为了摆脱太原的区位限制，靠拢中央，以突破门第，获取更多的机会——近似从省会城市搬迁到直辖市天津，目标是靠近首都，获得更广的政治便利。

这个计划是有些格局的，但遗憾的是，或是因为奔波谋划劳心太过，搬到蒲州不久，王处廉就去世了——这一年，作为长子的王维还只有九岁，举目无亲，下面尚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们应该能够想象这个家庭当时如何失措。虽然母亲出身五姓之首的博陵崔氏，背靠家门不至发愁生计，也应仍有能力保证子女的优质教育，但为长远考虑，他们还是不得不迅速做出调整，以接续已经来不及转向的家族仕途规划。作为长男，这个担子当然要由王维率先去挑——后人往往盛赞王维具有极高的艺术天赋，但少年时就能在清通经史子集外同时把书法、音乐、绘画等门类都学到远出侪辈的水平，当然不是单纯依靠喜爱就够。对没有政治资源的少年来说，艺术是一条融入上流社会的捷径，王维下大力气去学习这些，大概率出自母族的规划与期望——他要用最短时间获取常人积累几十年才有的助推力，以此撑起这个家庭，帮助弟弟们在长安立足。

了解以上，我们也就当明白王维不可能如后人以为的那样视功名如云烟——这是他的处境所不能允许的。作为长子，他必须及早按父亲的规划以蒲州为跳板走进长安，尽自己最大努力去谋求功名，为弟弟们的入仕铺路，做他们的垫脚与后盾。不管他愿不愿意。王维的诗集中，很让我觉得心疼的是“独在异乡为异客”一诗下的注脚：“年十七”——诗里说“每逢”，显然这已不是他独自在异乡度过的第一个“佳节”。在该上中学的年纪，王维已早早为了家族孤身去长安打拼。在这个格格不入的大都市中，这个少年常觉得冰冷、孤独且恐惧，但因身后有他珍视的家人，他一步都不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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