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综合研究的方法“治”作为思想“综合体”的先秦诸子学

社会阶层研究需要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 #生活知识# #社会生活# #社会阶层研究#

编者按

先秦诸子学是早期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最具原创性的思想成果，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说明了先秦诸子的时代特点，而未涉及其独特而伟大的思想贡献，即先秦诸子学是一种面向时代和国家天下的“为治”之学；先秦诸子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他们既要解决国家的发展富强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也要解决人的组织、发展和人自身的超越性问题。研究先秦诸子学，对今天我们建立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期羊城晚报《文史哲周刊》首先推送暨南大学高华平教授就其专著《思想的碰撞——学术批评史视野下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一书发表的写作体会和李旭先生对高著及先秦诸子研究的一些见解。　　

□高华平

一

大约自本世纪初开始，因为参与当时的学术热点——出土楚简文献的研究——由讨论郭店楚简甲、乙、丙三种《老子》的“经”“传”关系而开展对老子其人其书的研究，我的学术研究开始转向并逐渐专注于先秦诸子学的研究。自这一转向之后，我首先进行的是对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和法家《韩非子》的研究，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出版了《老子评传简明读本》中文版及中英文、中日文对照版等多种学术著作，其中包括中华书局出版的，由我，并组织王齐洲、张三夕二位教授合作撰写的，初版于2010年的《全本全注全译丛书·韩非子》（该书曾以多种版式出版，不断重印，影响很大）。2011年我主持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楚国诸子学研究”，2015年其结项成果《先秦诸子与楚国诸子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于2021年入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即将出版英文版）。

在完成“楚国诸子学”研究项目后，我对当前学术界的先秦诸子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曾作过一次较全面的反思。我认为，先秦诸子学作为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学术思想，自近代以来至今的学术研究，虽然在一些研究方向上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但由于受近代西方治学范式影响，作为一个“综合体”或整体的先秦诸子学，被分割成了文、史、哲等不同学科，儒、道、法、墨、名、阴阳、纵横、农、杂、小说等“九流十家”和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众多的“诸子”之学。应该说，“西学”分科范式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每一部分虽也都属于“先秦诸子学研究”，但这并不等于先秦诸子学，也不符合先秦诸子学原貌，更不利于对先秦诸子学的全面和深入研讨。一种既符合其历史面貌，又契合我国数千年学术传统的先秦诸子学研究，应该是以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治”中国传统学术的先秦诸子学。包括我本人的老子及道家研究、韩非子及法家研究、以“楚国诸子学研究”等为代表的某“家”某“子”研究及地域诸子学研究在内，都还只是学术界固有的“西学”分科范式内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有待学术界做出大胆的学术创新与突破。因此，我在2015年提出了“先秦诸子综合研究”的选题，又在当年投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且获准立项。2021年，我如期完成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思想的碰撞——学术批评史视野下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以下简称《思想的碰撞》），即是“先秦诸子综合研究”的结项成果之一。

二

我提出的“先秦诸子综合研究”，其最大的特色就在“综合”二字。这种综合，一是研究方法的综合，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文化地理的及中国传统“小学”和文献学的方法和视角都是必须的，根据研究对象的自身特点展开全面系统研究，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二是研究对象或内容的综合，先秦诸子既然包括有“九流十家”和“诸子百家”，那么我们从事先秦诸子学研究，就不能永远只是论某“家”某“子”，特别是不能只就某“家”某“子”而论某“家”某“子”——即使你只是论某“家”某“子”，也必须把它放在整个先秦诸子学的框架之内，从先秦诸子百家及其思想的相互关系——先秦诸子学这样一个有机“综合体”或整体的视阈来研究先秦诸子学。

《思想的碰撞》作为“先秦诸子综合研究”成果之一，也体现了整个课题研究的两个“综合”的特点。

就研究对象或内容的“综合”特点而言，该书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所讨论的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并不限于儒、墨、道“显学”，也不如以往中国哲学学者的“诸子通论”那样，至多涉及儒、墨、道之外的阴阳、名、法、杂等数“家”而已；而是对《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先秦诸子“九流十家”的学术思想及其“争鸣”皆有论述，而且对《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之外的先秦诸子，如儒家子夏氏、子张氏、子游氏、董无心、孔穿等，道家杨朱、子华子、环渊、詹何等，墨家“东方墨者”和“秦之墨者”田鸠、谢子、唐姑果、腹䵍等，名家的兒说、前期法家的吴起、纵横家的鬼谷子、农家的许行等等的其人及其思想，也都尽量搜罗文献，予以最全面论述，力求详尽展示先秦诸子学的整体或“综合体”面貌。

进行综合研究的另一突出表现，是《思想的碰撞》在论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不仅有对其的全面论述，还找到了“争鸣”的焦点，找到了先秦诸子学作为一个有机的“综合体”或思想整体的内在发展逻辑与时代主题，即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中的所谓“此务为治者也”和《淮南子·汜论训》中的所谓“皆务于治”——用今天的学术话语来说，即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是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时，如何进行社会治理，实现社会制度重建、人格重建和文化理想重建的问题。

关于如何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和理想，即“所以为治”的问题，主要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必须讨论构成一个社会所以存在的基础的人或人类的问题，另一个则是如何治理人类社会的问题。前者涉及人的本源或本质的问题。如人从哪里来？人的本性如何？人何以区别于世界万物？理想的人格是怎样的？等等；后者则是如何“为治”本身的问题，即以什么方法、手段和途径治理国家，以实现人类的社会理想。

先秦诸子百家关于人的本源或本质的问题既异中有同、又同中有异的回答，正好凸显了先秦诸子学作为一个思想“综合体”或整体的特点。从天、人关系入手，以“（天）道生万物”——包括人在内，万物皆原于“道”，这个观念为先秦诸子百家所共有。不同的是，道家、法家、阴阳家强调“自然之道”，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而儒、墨等诸子学派则侧重以“仁与义”为内涵的“立人之道”。先秦诸子百家在人性论观点上的既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最终形成了他们都以“圣人”“君子”“士”为理想人格的共同取向。

《思想的碰撞》在研究对象或内容体现其“综合”特点的第二个表现，是并不把“百家争鸣”理解为意气之争或是为了获取现实利益而发生的争斗与争吵，而是以之为一种“思想的碰撞”，是一种学术的批评和反批评，是一种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彼此之间或前后之间的既相互吸收、又相互排斥，既有所继承、又有所扬弃——一种思想本身逻辑发展的矛盾运动。因此，其在论述先秦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时，即使对于彼此尖锐对立的观点或思想流派之间，也不是一味叙述它们之间的批评和排斥，而是深入剖析它们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哪怕是蛛丝马迹。如在分析孟子思想与杨朱、墨翟之学的关系时，一方面明确指出孟子斥责“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即孟子与杨朱、墨翟思想观点的尖锐对立；而另一方面，则又指出《孟子·万章上》的所谓伊尹“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和《孟子·梁惠王下》古公亶父居邠避狄时的所谓“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的观点，实际都是取自杨朱学派的“贵己”和“尊生”之说，说明孟子思想与杨朱学派之间其实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有互相吸收和融合的关系。而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与墨子的“兼爱”观、孟子“善战者服上刑”的观点与墨子的“非攻”思想、孟子的摒斥异端与墨子的“尚同”等，实际也都存在内在的联系，都是其思想互相吸收与继承的例证。

另外如儒家的孔子提倡礼乐文化，在孟子那里又表现为“厚葬”其亲的要求，而墨家则是由“尚俭”“节葬”立场出发对“厚葬”观点的批判，而在作为稷下黄老学派一部分的“管子学派”的《管子·侈靡篇》中，则是既有反对奢侈而主张节俭——“毋数据大臣之家而饮酒，而使大国消”的观点，同时又有主张“侈靡消费”以“调通民利”“钧羡不足”，而对“厚葬”和“节葬”两种观点做出的双向扬弃，提出了其表现为一种黑格尔“正-反-合”三段论式的“侈靡”思想观。这样，《思想的碰撞》也就找到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内在的逻辑联系，将“好恶殊方”“各引一端“的杂多学说，整合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发展逻辑理路的思想“综合体”或整体，使“百家争鸣”成为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一种遵循历史辩证法的矛盾运动。

同样，《思想的碰撞》中以荀子的思想及其学术批评为站在先秦儒家立场上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总结，以韩非的思想及其学术批评为站在法家立场上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总结，以吕不韦的《吕氏春秋》的思想及其学术批评为站在杂家立场上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总结，等等，这些实际也都是为了将先秦诸子百家“好恶殊方”“各引一端”的杂多学说，整合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发展逻辑理路的思想“综合体”或整体，使“百家争鸣”成为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一种遵循历史辩证法的矛盾运动。

三

就研究方法的“综合”特点而言，书中体现“综合”特点的另一个最突出表现，是多种研究方法和多视角的交替和结合使用，为全面提示先秦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提供了研究工具和技术上的保证。

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学术的发展尚处于文、史、哲、政、法及宗教等诸学科融而未分的阶段，故严格地说，先秦诸子学及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还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哲学思想的“活动”，而是上述各学科和各种不同领域的一种“综合体”。因此，即使到了中国学术早已进入“现代”的今天，我们对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及其学术争鸣的研究，也仍应该以符合研究对象或内容本身的多种研究方法和视角的交替和结合使用为宜。也因此，书中就既有对其中文学性较强的“小说家的学术批评”的文学视角与方法的考察，也有对文献记载较为稀缺的“先秦诸子”杨朱、墨翟、鬼谷子及其人其书等的历史考据，还有对公孙龙及战国后期名辩学者的哲学思想的逻辑解析，等等——各种方法和视角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而交替和综合使用，以期最大程度地创新先秦诸子学的研究。

（作者是暨南大学二级教授、中国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哲学学科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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