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大千绘画风格的三阶段演进及其艺术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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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系统梳理20世纪中国画大师张大千（1899–1983）绘画风格的三阶段演进历程：第一阶段为“血战古人”时期，其着力于传统笔墨的精研与临摹，追求笔墨的清新俊逸；第二阶段为“泼墨泼彩”时期，受敦煌壁画临摹的深刻影响，眼界大开，画风转向瑰伟雄奇，开创性地融合墨彩，形成具有现代视觉张力的独特语言；第三阶段为“墨彩复笔”时期，艺术进入化境，笔墨由外放转为内敛，复笔积彩，浑厚苍润，实现“人画俱老”的审美境界。

文章结合图像分析、文献考证与艺术社会学视角，论证张大千的艺术演进并非线性替代，而是层累式深化，每一阶段均以前一阶段为基础，最终达成传统与创新、功力与性灵的圆融统一。研究指出，张大千的艺术轨迹不仅是个体风格的成熟过程，更是20世纪中国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出路的缩影，其“三阶段论”为理解现代中国画家的成长范式提供了重要参照。

关键词： 张大千；绘画风格；三阶段演进；泼墨泼彩；墨彩复笔；中国画现代性

一、引言

张大千，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画家之一，其艺术生涯横跨近七十年，足迹遍及中国、印度、南美、欧美，其作品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架起桥梁。他不仅以超凡的技艺闻名于世，更因其传奇的人生经历——从青城山道士到敦煌面壁，从台北摩耶精舍到世界巡展——而成为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学界普遍认为，张大千的艺术发展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依据其艺术实践与风格演变，将其绘画生涯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血战古人”时期（约1920s–1940s）、“泼墨泼彩”时期（约1950s–1970s）与**“墨彩复笔”时期**（约1970s–1983）。这一分期不仅反映了其技法与风格的变迁，更深层地揭示了其艺术观念从“师古”到“创变”再到“化境”的哲学升华。本文旨在通过系统分析每一阶段的艺术特征、动因与成就，揭示张大千绘画风格演进的内在逻辑，并评估其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典范意义。

二、“血战古人”时期：传统笔墨的精研与“清新俊逸”的审美追求

张大千艺术生涯的起点，是对其所处时代而言极为“传统”的路径。自少年时期师从曾熙、李瑞清，他便确立了“以古为师”的治艺原则。所谓“血战古人”，并非字面意义的对抗，而是指其以近乎搏命般的投入，深入临摹自唐宋至明清的历代大师作品，力求在笔墨、构图、气韵上达到形神兼备。

此阶段，张大千的临古范围极广：他追摹石涛的纵逸、八大山人的简括、董其昌的笔墨结构、王蒙的繁密皴法，乃至宋人山水的严谨法度。据记载，他曾临摹石涛作品数百幅，几可乱真，被誉为“石涛再生”。然而，张大千并未止步于“像”，而是在“似”中求“变”。他在《画说》中强调：“学古人不能变，便是篱堵间物。”这种“学而能变”的自觉，使其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已显露出创新的端倪。

在风格上，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黄山云海》《青城山通景屏》等，呈现出“笔墨清新俊逸”的审美特质。其用笔灵动流畅，设色淡雅明净，构图讲究虚实呼应，整体气息清丽脱俗，深受文人画“雅正”传统的影响。尽管此时尚未形成个人风格，但其对传统笔墨语言的掌握已达炉火纯青之境，为其后续的突破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血战古人”不仅是技术训练，更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建构。通过临摹，张大千将自己纳入中国绘画的正统谱系，确立了其作为“文人画家”的身份合法性。

三、“泼墨泼彩”时期：敦煌启示与“瑰伟雄奇”的风格跃迁

1941年至1943年历时两年七个月的敦煌之行，是张大千艺术生涯的转折点，也标志着其进入第二阶段——“泼墨泼彩”时期。此次临摹莫高窟、榆林窟壁画三百余幅的壮举，不仅是一项文化抢救工程，更是一次深刻的艺术洗礼。

敦煌艺术对张大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一，色彩的解放。壁画中浓烈的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的大胆使用，打破了传统文人画“水墨为上”的桎梏，使张大千认识到色彩同样可以承载庄严、神圣与情感。其二，构图的宏大性。巨幅壁画的全景式布局与宗教性的空间营造，拓展了其艺术视野，使其不再局限于案头小品，而追求更具震撼力的视觉表达。其三，线条的力量感。北朝至隋唐壁画中遒劲有力的铁线描，强化了其对“骨法用笔”的理解，使其笔墨趋向“瑰伟雄奇”。

这一时期的风格跃迁，在1950年代后期逐渐显现。因眼疾影响视力，张大千减少精细勾勒，转而尝试以大笔泼洒墨彩，利用宣纸的渗透性与水的流动性，形成氤氲变幻的视觉效果。1963年《山园骤雨图》被视为其泼墨泼彩的奠基之作，此后《爱痕湖》（1968）、《长江万里图》（1968）等巨制相继问世，标志着其新风格的成熟。

“泼墨泼彩”并非对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模仿，而是根植于传统“气韵生动”理念的创造性转化。他以“泼”为手段，以“彩”为媒介，通过墨与彩的冲撞、交融、沉淀，营造出混沌初开、气象万千的宇宙感。画面中大块面的色团与流动的墨韵，既具现代构成的视觉张力，又蕴含“天人合一”的东方哲思，实现了从“写景”到“写心”的升华。

四、“墨彩复笔”时期：人画俱老与“浑厚苍润”的化境

进入1970年代，张大千的艺术进入第三阶段——“墨彩复笔”时期。此时他已年逾古稀，定居台北摩耶精舍，艺术造诣与人生阅历均达巅峰，正所谓“人书俱老”（孙过庭《书谱》语），艺术进入“化境”。

此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复笔”技法的成熟运用。与“泼墨泼彩”初期强调偶然性与流动性不同，“墨彩复笔”更注重控制与积淀。他常在泼洒的墨彩底子上，反复施以勾勒、皴擦、点染，层层叠加，形成“复笔积彩”的厚重质感。代表作《庐山图》（1981–1983）即为此类风格的集大成者：画面以泼彩为基，山体以复笔勾皴，云雾以留白与淡墨渲染，整体气象浑厚苍润，既有泼彩的磅礴气势，又有传统笔墨的精微刻画。

“人画俱老”不仅指技法的纯熟，更指艺术境界的超越。此时的张大千，已不再刻意追求风格的“新”或“奇”，而是返璞归真，将毕生所学融于一炉。其作品呈现出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学特质：色彩虽仍浓烈，但更趋沉稳；构图虽宏大，但更重内在节奏；笔墨虽自由，但更具法度。这种“老境”并非衰颓，而是生命能量的内敛与升华，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状态。

《庐山图》的创作过程本身即具象征意义：病体支离的张大千，以惊人的毅力完成十余米长卷，既是对中华山水的精神巡礼，也是对自身艺术生命的总结与超越。

五、三阶段的内在逻辑：层累、转化与圆融

张大千绘画风格的三阶段演进，并非断裂式的替代，而是层累式、螺旋式的发展。

“血战古人”是根基，提供了笔墨语言与文化认同；“泼墨泼彩”是突破，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创造性融合；“墨彩复笔”是回归与升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圆融统一。每一阶段都以前一阶段为基础，最终达成“技进乎道”的境界。

这一演进逻辑，深刻反映了20世纪中国艺术家在文化转型中的典型路径：从深入传统，到面对现代性冲击而寻求突破，最终在个体生命与文化根源的对话中实现精神超越。

六、结论

张大千的三阶段艺术演进，不仅是个体才华的展现，更是20世纪中国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艰难求索的缩影。他以“血战古人”的毅力夯实根基，以“泼墨泼彩”的胆识实现创新，以“墨彩复笔”的智慧抵达化境，最终完成了从“画家”到“大师”的蜕变。其艺术轨迹证明，真正的创新不在于对传统的否定，而在于对其深层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表达。张大千因此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更是一位为现代中国艺术提供方法论启示的文化巨人。其“三阶段论”的艺术生命史，至今仍为理解中国艺术的现代性路径提供着不竭的智慧源泉。

文章作者：芦熙霖（舞墨艺术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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