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搬上舞台 挥洒中国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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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民族歌剧《红高粱》迎来首轮演出。本报记者 方非摄

本报记者 高倩

大幕升起，舞台上，高粱铺天盖地，挥洒出一派茁壮、野性的蓬勃气象——影视版的《红高粱》家喻户晓，这一次，“高粱”的意象被搬上歌剧舞台，让充满血与火的民族记忆恣肆燃烧。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9月27日起，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红高粱》迎来首轮演出。

现场

乡土情怀浓墨重彩

歌剧《红高粱》由郭文景作曲，莫言编剧。作为原著小说《红高粱家族》的作者，莫言改编歌剧时七易其稿，用质朴诗化的语言讲述抗战时期山东高密乡村民戴凤莲（九儿）、余占鳌等人的传奇故事，同时浓烈地表现普通民众在民族危亡时的觉醒与抗争。与这种浑厚鲜明的文学底色相映衬，郭文景多次提及，主创团队希望把《红高粱》打造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审美、中国气派的现代民族歌剧新样本”。在《红高粱》中，丰富的民族音乐元素比比皆是：戴老三的咏叹调“风吹着高粱地”用茂腔素材写成，音乐色彩明媚轻快；刘罗汉准备出走时，深恋他的凤仙唱出感人至深的“罗汉大哥啊”，这首咏叹调的音乐素材来自柳腔-反调和茂腔-女腔原板两种山东地方戏；刘罗汉就义的咏叹调伴着高亢板胡，扣人心弦，在他壮烈牺牲后，合唱“红高粱赞美诗”响起，犹如一道曙光照彻的合唱则取材于豪气慷慨的山东梆子……

在舞台表现上，《红高粱》同样浓墨重彩。导演王筱頔打造了天圆地方的视觉空间，一弯弧形屏幕象征穹宇，反拱在舞台正上方，它时而是九儿无法逃离的那顶鲜血般刺目的喜轿轿顶，时而是单家大院院墙围起的小小天空，时而又变作掠过高粱地的滚滚白云。舞美设计季乔选取“红高粱”作为核心元素，一片机械矩阵构成的“高粱墙”随剧情生长、摇曳，带来了比影像更加强烈的现场冲击，一抹红色渲染其上，隐喻着一座“生命的摇篮”，铸就了一幅“民族的群像”。

幕后

探索中国风格深邃表达

《红高粱》是郭文景的第5部歌剧，“我把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摆到了更靠前的位置。”郭文景说。接到《红高粱》的创作委约后，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赶去山东，深度学习齐鲁大地上百花园般繁盛多彩的民间音乐：茂腔、柳腔、山东梆子、山东快书、胶州秧歌、高密民歌、唢呐板胡……相关的书籍、乐谱、专著、录音扛回来几大箱，“全都过了一遍”后，郭文景才开始动笔。

说到“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郭文景知道“有很多观众喜欢听民族唱法，喜欢那种字正腔圆的感觉”，不过，民族歌剧一定要局限于民族唱法吗？他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红高粱》中所有核心角色都采用了典型的美声唱法。“小说《红高粱家族》中，野性的生命力是我最喜欢的内容，这与我一贯的音乐风格非常契合。”在郭文景看来，无论是凸显九儿的刚烈性格，还是余占鳌抢亲时的十足匪气，“这些都适合用比较交响化的音乐语言来刻画。”

郭文景对“中国观众欣赏习惯”的理解和探索，落在更隐秘深邃的地方。比如，忠厚老实的刘罗汉最终在鬼子的屠刀面前挺直腰杆大义赴死，这段人物弧光，在音乐上体现为醇厚中提琴向激昂板胡的转变；凤仙是传统女性的代表，她的主题多采用柳腔、茂腔的素材写成。

用高价娶走九儿的单扁郎只出现在第二场中，他虽不是剧中的主要角色，但郭文景对这个角色的塑造同样花了很大力气。单扁郎的宣叙调充满乡土味，流畅又不生硬，创作时郭文景请两位高密的乡亲用方言读剧本，“这个过程非常费劲，但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收获，我又多了一种写宣叙调的手段和技术。中国作曲家要写好宣叙调，少不了向说唱和戏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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