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在现实中如何挣扎、自省，最终找到进退平衡点

发布时间：2025-10-14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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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仆射

白居易

富贵人所爱，圣人去其泰。所以致仕年，著在礼经内。

玄元亦有训，知止则不殆。二疏独能行，遗迹东门外。

清风久销歇，迨此向千载。斯人古亦稀，何况今之代。

遑遑名利客，白首千百辈。惟有高仆射，七十悬车盖。

我年虽未老，岁月亦云迈。预恐耄及时，贪荣不能退。

中心私自儆，何以为我戒。故作仆射诗，书之于大带。

白居易的《高仆射》，需先锚定两个核心坐标：一是高仆射（高郢）的 “知止” 典范，二是白居易自身的人生阅历与精神困境—— 他一生徘徊于 “兼济天下” 的仕进理想与 “独善其身” 的退隐渴望之间，此诗正是他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生命反思。以下结合白居易的人生阶段与思想脉络，分层解析全诗：

一、先明 “诗中靶”：高仆射是谁？为何成为白居易的 “戒镜”？

诗中 “高仆射” 指中唐名臣高郢（740-811），曾任尚书右仆射（唐代高级行政官职，正二品），以刚正、清廉著称。其最触动白居易的，是 “七十悬车盖” 的选择 ——“悬车” 是古代官员致仕（退休）的代称，意为将车马悬挂不用，放弃权位。

在中唐背景下，这一选择极具稀缺性：安史之乱后，唐朝官场弥漫着 “遑遑名利客，白首千百辈” 的风气 —— 官员们为名利奔忙，即便老到白头也不肯退隐，甚至有官员为保权位不择手段（如白居易曾批判的 “贪吏害民” 现象）。而高郢在七十岁（古代 “致仕” 常规年龄）主动退休，恰是对 “知止不殆” 的践行，成为白居易眼中 “古亦稀，今之代” 的异类典范。

二、再解 “诗中情”：白居易的自我投射与人生焦虑

白居易写此诗时，虽 “年未老”（推测作于他 40-50 岁间，正值仕途中期），却已充满对 “耄及时（年老昏聩时）贪荣不退” 的恐惧。这种焦虑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源于他半生仕隐矛盾的积淀：

1. 首段 “引经据典”：为 “退隐” 立道德合法性，暗合白居易的 “儒家 + 道家” 思想底色

诗的前四句 “富贵人所爱，圣人去其泰。所以致仕年，著在礼经内”，先以儒家经典为 “退隐” 正名 —— 儒家虽重入世，但《礼记》明确规定 “大夫七十而致仕”，主张 “去其泰（过度）”，反对贪恋富贵无度；后四句 “玄元亦有训，知止则不殆。二疏独能行，遗迹东门外”，再引道家思想（“玄元” 指老子）与历史典范（“二疏” 即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二人任太子太傅、少傅，功成后主动退休，归乡时百官送行，传为美谈），强化 “知止” 的正当性。

这恰是白居易的思想底色：他早年以儒家 “兼济” 为志，写下《新乐府》《秦中吟》批判现实；但历经 “贬谪江州”（815 年，因上书言事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打击后，道家 “知止”“不争” 的思想逐渐渗透，开始思考 “如何在仕途漩涡中保全自身，避免因‘贪荣’而致祸”。高郢的 “悬车”，正是他理想中 “儒家进退有度 + 道家知止不殆” 的完美结合。

2. 中段 “对比批判”：借 “名利客” 反衬高郢，实则暗讽官场，警惕自我

“清风久销歇，迨此向千载。斯人古亦稀，何况今之代”，先叹 “二疏” 的清风已消散千年，高郢这样的人在古代已罕见，何况当下 —— 暗批中唐官场的浑浊；再以 “遑遑名利客，白首千百辈” 与 “惟有高仆射，七十悬车盖” 形成强烈对比：千百个为名利奔忙的官员，到老都不肯放手，唯有高郢守住了 “致仕” 的底线。

这组对比看似批判他人，实则是白居易的 “自我警醒”。他一生多次身处名利场：早年任左拾遗时，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晚年任太子少傅、刑部尚书等职，虽位高权重，却目睹了太多官员 “贪荣不退” 的结局（如他的好友元稹，晚年为相位奔波，最终积劳而逝）。他害怕自己也沦为 “白首名利客”，因此将高郢视为 “反向镜子”—— 照见官场的丑态，更照见自己可能陷入的深渊。

3. 末段 “直抒胸臆”：以 “自儆” 收束，暴露白居易的深层困境

诗的结尾 “我年虽未老，岁月亦云迈。预恐耄及时，贪荣不能退。中心私自儆，何以为我戒。故作仆射诗，书之于大带”，彻底撕下 “咏人” 的外衣，转向 “自白”：我虽未老，但岁月已匆匆，提前害怕年老昏聩时，会因贪恋荣华而不肯退休；内心私下警醒，却不知以何为戒 —— 于是写下这首诗，系在衣带上（“大带” 为古代礼服配件，象征礼仪与自律），时刻提醒自己。

这短短八句，道尽了白居易一生的核心困境：他始终无法彻底摆脱 “仕” 与 “隐” 的撕扯。他不像陶渊明那样能 “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像王维那样能 “半官半隐” 得彻底 —— 他有儒家的责任感，放不下 “致君尧舜” 的理想；但又有道家的清醒，深知官场的风险与人性的弱点（“贪荣” 是人之常情，稍有不慎便会沉沦）。因此，他只能通过 “书诗于大带” 的仪式感，强行给自己立 “戒”—— 这既是对高郢的致敬，更是对自我欲望的约束。

三、终扣 “人生脉”：此诗是白居易 “仕隐观” 的缩影

若将此诗放入白居易的人生轨迹中，会发现它并非孤立的 “咏贤” 之作，而是他一生思想演变的 “中间站” ：

早年（30-40 岁）：他是 “猛士”，写下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此时若写高郢，或许会赞其 “清廉”，而非 “退隐”；中年（40-50 岁，作此诗前后）：经历江州贬谪后，他从 “兼济” 转向 “半兼济半独善”，开始思考 “进退之度”，高郢的 “知止” 恰好击中他的焦虑；晚年（60 岁后）：他终于践行了 “知止”——67 岁时以刑部尚书致仕，退居洛阳香山，自号 “香山居士”，每日与僧友饮酒赋诗，彻底放下官场执念。

从 “预恐耄及时，贪荣不能退” 的担忧，到 “挂冠辞冕归故乡” 的实践，《高仆射》中写下的 “戒”，最终成为白居易晚年的 “行”。这首诗的价值，不仅在于歌颂了高郢的美德，更在于它真实记录了一个 “理想主义官员” 在现实中如何挣扎、自省，最终找到 “进退平衡点” 的心灵历程 —— 这也是白居易能超越许多唐代诗人的原因：他的诗，从来不是空洞的咏怀，而是 “直面人生困境的自我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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