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古尔奖得主、法国天才作家蕾拉·斯利玛尼开启访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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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第十七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圆满落幕，蕾拉·斯利玛尼作为法方特邀嘉宾莅临现场，致辞并颁奖。11月23日上午，作为傅雷奖系列活动之一的蕾拉·斯利玛尼见面会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举行，斯利玛尼与法国驻华大使馆图书与思辩专员白夏荷女士展开了深入对谈。当日下午，斯利玛尼还来到了PAGEONE北京坊店，与作家李修文、学者汪民安，以及翻译家董强进行了题为“看见时间的流逝——走近当代法国文学与思想”的傅雷奖圆桌讨论。

随后，她携最新翻译为中文的长篇小说新作“他者之乡”三部曲的前两部《战争，战争，战争》与《看我们跳舞》先后抵达上海与杭州，与中国学者及作家展开两场深度对谈，并与读者交流。

11月26日下午，蕾拉·斯利玛尼做客华东师范大学，与其作品的中文版译者袁筱一，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孙甘露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一起，从“写作如何抵达”的主题进入她的文学和“异乡”。11月27日晚，蕾拉走进杭州单向空间·乐堤港店，与复旦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谢晶，法语译者、播客“跳岛FM”制作人何润哲一同探讨其小说如何书写身处异乡的女性生命经验。

文学不能改变女性的处境，但读者可以

“家庭就像是一个国家。”谈及新书《看我们跳舞》的家族书写时，蕾拉如是说。该书是“他者之乡”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这“三部曲”正是以一个摩洛哥-法国混血家庭中三代女性的生命轨迹，映照摩洛哥去殖民化的历史和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

作为蕾拉的译者，袁筱一深刻感受到“他者之乡”系列与前作《食人魔花园》《温柔之歌》的显著区别：从社会新闻式的简练风格，转向了更广阔时空维度中的家族史书写。但同时，蕾拉在新的创作尝试中也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孙甘露指出，社会议题始终是蕾拉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面，她始终关心具体的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命运，女性、个人乃至文化的命运一直与她对社会普遍议题的反思结合在一起。

蕾拉从不讳言自己的写作是为了让女性发声，但她也并不认为文学能直接改变女性的处境：“文学不能单独改变女性的生存状况，但是读者可以。”

毛尖表示，女性主义的具体化、普遍化与日常化是蕾拉作品中非常打动人的特点，她没有为了迎合某种流行文化趋势而放弃呈现女性群体内部的复杂张力与博弈，她在普通女性的日常中看到了政治。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会在多大程度上和一个他完全没有参与过、决定过，甚至也不想要的东西捆绑在一起？正如谢晶在谈到阅读蕾拉新作的感受时所言：“大部分人或许从来没有想过狭义上的政治是什么样的，但它会在某个瞬间突然降临到你身上，影响你生活中最私密的方面。”

对蕾拉而言，写作是为了理解自己的历史与身份，它是一种穿越肉身的形式，关乎具体的生命和生活：“一个人或许要过很多年才能理解当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当下的一场考试，还是150公里之外正在发生的一场刺杀行动？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我们都可以去思考。”

比起女性，男性更具浪漫主义倾向

《战争，战争，战争》中的女主角玛蒂尔德跟随丈夫来到摩洛哥这个“异乡”，虽然最初很不适应，却通过开设诊所、学习语言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她的丈夫对土地有着根深蒂固的眷恋和执念，却在发展新农业的过程中屡屡受挫，这对夫妻的命运构成了小说中一个有趣的对照。作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说聚焦的并非战争的过程，而是生活在战争余波中的人们，尤其是女人们，这也与“他者之乡”的主题有关：“所有的女人都生活在他者的土地上，因为她们是生活在男人的土地上。”

蕾拉小说中的女性总是在逃离，尽管没有人能真正抵达逃离的终点，但通过写作，她让自己笔下的女性拥有了某种随时随地可以逃离的自由。或许可以用伍尔夫的一句话来理解女性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疏离感：“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

谢晶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这句话的多重含义，她认为蕾拉着意在小说中强调“没有故土”让女性保留了始终扎根于生命本身的力量；当阿米纳高举理念的旗帜投入战争时，是玛蒂尔德这样的女性在照护所有人——女性在最物质的层面和生命本身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结。

“人们常常说浪漫主义属于女性，但我认为男性更加具有浪漫主义倾向，”蕾拉说道，“他们总是高谈阔论，描述他们想象中的世界，一旦这种想象落空，他们就会变得粗暴而痛苦，但女性的生活是具体的，在一次战争之后她们可能就要回到卧室照顾自己的孩子。”

近100年的女性历史是“热”的历史

“母职”是蕾拉写作中一以贯之的关键主题，小说中的三代女性对母职和母亲身份有各自的理解和实践。蕾拉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告诉我们，当一个不想成为母亲的女性被某些外部力量裹挟着、强迫着成为母亲会有怎样悲剧性的后果，而不同代际女性在母职观念上的冲突也反映了女性在很短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怎样快速的变化和剧烈的摩擦。

谢晶用“热”来形容女性最近100年来的历史，她们的起点如此之低，除了成为妻子和母亲没有其他的选择，因此当她们通过重述历史去思考自己的现实时，她们会以更广阔的想象力找到更多的可能性。蕾拉非常喜欢“热的历史”这个表述，她认为女性在迈出每一步的过程中都会遇到新的阻力，也可能会陷入停滞，再缓慢向前，每一代女性都会将“先锋”传递下去，每一代人都会开启新的斗争，她的小说呈现的正是这个前进与传承的过程。

新一代的年轻女性看似有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但也在不断遭遇新的桎梏和限制。女性究竟能否拥有真正的自由？面对这个问题，谢晶笑言“自由”是哲学给我们挖的一个无法填补的大坑，“有选项”并不意味着“真自由”，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提问方式：“不要再问怎样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怎样的选择才是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我们应该分析具体的人在具体的语境中到底可以怎么选，并且应该分析到底是怎样社会性的、结构性的原因导致一些人的选项如此有限，而另一些人的选项却如此之多。”

概念化的自由向来不是小说家关心的对象，蕾拉将自由定义为“一种自我创造的可能性”，因此她始终坚持书写女性、霸权和暴力：“为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我们要做出更多努力，追求更多的自由，也要为了保全自己的尊严敢于说‘不’。不要过于悲观，要敢于想象，因为想象力能够带给我们未来。”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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