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真迹与文本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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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文篇什，留下作者手书墨迹者不少。这些手书墨迹很多可以印证传世文本之讹误。笔者就曾利用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欧阳修《欧阳氏谱图序》手迹以及手迹附着的周必大跋语校订了欧阳修的诗文和周必大文集中所载的跋语（《欧阳修、周必大手稿的价值》,《光明日报》2019年１月18日）。手书墨迹为原作者，即文本的主人所书，可以说最为原始，是文本的原貌，不会有因后来传抄刊刻而产生的讹误，因此具有极大的是正传世文本的校勘价值。不过事无固必，亦有偶然。手书墨迹虽然可以视为原始文本，但未必是作者最后的定稿本，而传世文本有些则是经过作者本人生前编定或后人根据定稿编定者。如果是这样的话，流传至今的手书墨迹作为初稿或未定稿，恐怕还没有传世文本准确。

说起这个话题，是因为在周必大文集中读到的一则题跋，就举出了一个实例，讲到了上述的问题。题为《题苏子美帖临本》的跋文见于《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五，跋文不长，移录如下：

欧阳公铭苏子美，谓喜行狎草书，今玉山汪季路所藏，颇备此体，其间峡束岩排之诗，既用杜工部句，又录《漫兴》、《惜花》二绝，其爱杜至矣。俱字子美，得非司马相如慕蔺之意乎。衢本《沧浪集》改“萧然”作“飘然”，“梁寺”作“萧寺”，“能驱”作“聊驱”，“向城市”易“松门路”，“还自羞”易“却自羞”，盖加润色，比旧为胜。世以前辈真迹证别本，未必尽然也。淳熙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命小子纶临而藏之。

全力收集并校订欧阳修文字的周必大，从汪应辰的儿子汪逵那里看到了一篇欧阳修为苏舜钦手迹写的一通跋语。周必大对照传世的衢州本苏舜钦《沧浪集》，发现文字与手书有一些不同。

比较之下，周必大觉得还是传世文本的意思更好一些。检视《四部丛刊》景印康熙本《苏学士文集》，可知周必大据手迹校订的文字为收录于卷八的《秋宿虎丘寺数夕执中以诗见贶因次元韵》一诗，全诗如下：

生事飘然付一舟，吴山萧寺且淹留。

白云已有终身约，醁酒聊驱万古愁。

峡束苍渊深贮月，岩排红树巧装秋。

徘徊欲出向城市，引领烟萝还自羞。

根据周必大所见苏舜钦手迹，“飘然”原作“萧然”，“萧寺”原作“梁寺”，“聊驱”原作“能驱”，“向城市”原作“松门路”，“还自羞”原作“却自羞”。检视之下，发现《四部丛刊》景印康熙本《苏学士文集》与周必大所见本上述异同完全一样。很显然，正如周必大所言，文本“盖加润色，比旧为胜。”

一首七律居然手迹与文本有着这么多的异同，可见作者苏舜钦在手书之后，对此诗又做了比较大的润色。这就引出了文章开头的问题。原本被认为是最为可信的作者本人的手书居然不能作为定本遵从。因此周必大感叹：“世以前辈真迹证别本，未必尽然也。”看来周必大以及一般宋人的认识也与今天一般的认识无异，都以为本人的手迹比传世的文本可靠。然而周必大举出的这一具体案例却打破了这种想当然的一般认识。

手稿往往是作者的初稿，甚至是未定稿。关于这一点，许多存留的手迹上留有的修改痕迹就可以显示。比如前面提到的辽宁博物馆所藏欧阳修两种手迹。手迹《夜宿中书东阁》一诗，与文集相比勘，也基本一致。只是“白首归田空有约”的“空”字，文集本作“徒”。检视手迹，“空有”二字之处有涂抹，涂抹处原来似乎是“徒负”。这一涂抹当是出于欧阳修的修改订正。

南宋是出版业开始兴盛的时代，民间书坊蜂起，印刷书籍增多。于是便有了手稿真迹与印刷文本比较的机会。或出作者本人后来润色修改，或出刊刻者擅改误刊，其间的差异，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周必大《平园续稿》卷六所载《跋东坡桂酒颂》就指出了这种现象：“东坡自海南归，文章翰墨，所谓‘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者，桂酒颂其一也。今闽、浙、川本皆以‘心服’为‘心腹’，‘御瘴’为‘禦瘴’，‘辅安五藏’为‘五神’，殆随手有所改定耶？”

周必大还看到过苏轼的一份手稿，在《省斋文稿》卷一八《跋汪季路所藏东坡作王中父哀诗》云：“某幼于武臣张可久家见东坡序《六一居士集》起草，至‘作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四句，每句上下两字用笔与全篇浓淡不同，似初阙而后填者。盖孟子又云‘生于其心，害于其事，发于其事，害于其政’。一书而文意交错，疑混，故当审而用之耳。前辈言坡自帅杭后，为文用事，先令门人检阅。今观柬藁帖，则已加详矣。况暮年乎？况他人乎？”从周必大的跋语可知，同样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在著文之时，也需要门人帮助检核用典和述事，然后在文稿上加以修改。

因为看得多了，周必大对石刻文本和手迹充满警觉，他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在《平园续稿》卷一〇《跋汪逵所藏东坡字》中讲道：“某每校前贤遗文，不敢专用手书及石刻，盖恐后来自改定也。”这是周必大的校勘原则。在写下这一校勘原则之前，周必大讲述了他所看到的苏轼手迹与文集本的异同。他具体举例说道：“右苏文忠公手写诗词一卷、梅花二绝，元丰三年正月贬黄州道中所作。‘昨夜东风吹石裂’，集本改为‘一夜’。二月至黄，明年定惠颙师为松竹下开啸轩，公诗云‘喧喧更诋诮’，‘更’字下注‘平声’，而集本改作‘相诋诮’。‘嘻笑’之下，自添一联云‘嵇生既粗率，孙子亦未妙’。今集本改作‘阮生已粗率，孙子亦未妙’。按阮籍传，籍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响岩谷，乃登长啸也。嵇康虽有‘永啸长吟，颐神飬寿’之句，特言志耳。其用阮对孙无疑。”比勘手迹与文集的文字差异，并对文字内容涉及到的史实加以考证，周必大认为文集本正确。这就是周必大审慎地对待石刻和手迹的理由。

周必大的见解是在比较了大量手稿、石刻与刊本之文本异同之后得出的综合认识。比如，周必大还通过另一则苏轼手迹与刊本比较之后，这样讲道：“右东坡祭范蜀公文藁，‘所获皆贤’后作‘所得’，‘灿如长庚’后作‘灿焉’，‘谁复举之’后作‘似之’。盖种自应获，既喻求贤，孰若得字之广大也。前已用‘今如星辰’，不必又云‘灿如长庚’，改用‘灿焉’，则语健而意足。以‘举’为‘似’，大率类此。”周必大认为，较之手稿，刊本的文字文意避免了重复，表达更为洗练。文本由作者本人反复推敲修改，从而后出转精。也正因为如此，周必大更为看重成为定本的刊印文本。在这一则题跋中，周必大还教诲后学：“视学者因前辈著述而观其所改定，思过半矣。”认为从比较文本前后差异，可以从中揣摩学习前辈大家的为文之法。

还有一例。周必大《省斋文稿》卷一八《跋东坡代张文定公上书》云“东坡代张文定公上书，盖熙宁十年也。其后为公墓碑，明载‘老臣死见先帝，有以借口’之语。然则书虽成于坡手，而意旨必出于公，不然何其危言至是耶？神庙时，可谓邦有道矣。此藁比集本减数句，改数字，当以集为正。”周必大比较了原稿与集本，最后还是觉得當以集本為正，这是因为集本一般是最终定稿本。

当然，也有存世手迹胜于传世文本的状况。辽宁博物馆所藏欧阳修两种手迹中的《欧阳氏谱图序》，与现存本文字差异不大。只是比勘手迹，“故凡玄孙别而自为世者”一句中“故”字为通行本欧集所无。审视前后文，有“故”字于义为胜。

在刻意寻求原始资料、石刻等真迹文献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下，这些个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许多作者手迹存世和被陆续发现的今天，尽管这些手迹或石刻，以其原始性提供了宝贵的校勘之资，但也不能盲信，不能一概而论，一切唯原作者手迹是从，一切唯似乎不会变动的石刻是从。无论是手稿还是石刻，抑或是刊本，甚至跟时间的早晚也不存在必然关系，有些文本的生成史比较复杂。与传世文本相比较，前面讲到的我据以校勘的欧阳修手迹就属于后出为优，而周必大看到的苏舜钦手迹就属于早出为劣。面对作者手迹与文本皆存可以比较的状况，我们需要像周必大那样，把文本内容纳入射程，进行认真地比较辨析，判断出孰先孰后，孰优孰劣，方可做出正确的校勘。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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