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鸿奔马：徐悲鸿群马图的艺术内核与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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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徐悲鸿的群马图是中西艺术融合的典范，更是民族精神的视觉符号。他以西方写实主义的解剖学基础结合中国传统写意笔墨，将“马”这一古典题材从文人闲情的意象，升华为承载家国情怀的时代象征。其群马图不仅在笔墨技法上开创了现代写意动物画的新范式，更在精神内核上呼应了20世纪中国的时代脉搏，成为跨越艺术与历史的经典之作。

一、徐悲鸿群马图的艺术技法革新

徐悲鸿的群马图，核心突破在于**“中西融合”的创作理念**，他打破了传统中国画画马“重意轻形”的桎梏，将西方科学的造型方法与东方写意的笔墨神韵融为一体，构建出独树一帜的奔马形象。

从造型基础来看，徐悲鸿早年留学法国、德国，深入研习西方素描与解剖学，他对马的骨骼、肌肉、动态的把握达到了精准至极的程度。在群马图的创作中，他笔下的马不再是传统画马中程式化的符号，而是具备真实生理结构的生命体：马的肩颈比例、腿部肌肉的张弛、蹄部的受力角度，皆符合解剖学原理，如《群马图》（1940）中，腾跃的骏马胸腔扩张、后蹄蹬地，肌肉的起伏与骨骼的转折清晰可见，让奔马的动态充满力学的张力。这种“以形写神”的创作方式，弥补了传统写意画在造型精准度上的不足，让“神”的表达建立在“形”的真实之上。

在笔墨语言的运用上，徐悲鸿继承了中国传统写意画的精髓，又赋予其新的表现力。他以书法入画，将篆隶的刚劲与行书的灵动融入线条：画马的轮廓用挺拔的铁线描，勾勒出骨骼的硬朗；鬃尾则以焦墨狂扫，如草书般挥洒，笔锋的提按转折间，尽显马的飘逸与野性。墨色的层次处理更是独具匠心，他运用“墨分五彩”的技法，以浓墨表现马的鬃毛与躯干阴影，淡墨晕染马的腹部与腿部，渴墨勾勒马的骨骼纹理，让画面在黑白之间呈现出丰富的体积感与层次感。如《六骏图》中，六匹骏马墨色浓淡各异，或深黑如炭，或浅灰似云，在留白的背景中形成鲜明的视觉对比，凸显出群马的错落与气势。

构图上，徐悲鸿的群马图摒弃了传统花鸟画的对称式布局，采用西方绘画的透视与构图原理，营造出动态的空间感。他常将群马置于画面的偏侧位置，以大面积的留白表现旷野、平原的辽阔，如《群马图》（1941）中，五匹奔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疾驰，左侧的留白既给奔马留出了“前行”的空间，又让画面充满空灵的意境。这种“计白当黑”的构图方式，既保留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留白美学，又通过动态的布局强化了奔马的速度感与力量感。

二、徐悲鸿群马图的题材与创作背景

徐悲鸿的群马图并非单纯的动物写生，而是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的情感表达，不同时期的群马图，承载着他不同的心境与家国情怀，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艺术缩影。

（一）抗战时期：救亡图存的爱国呐喊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抗日战争的爆发让徐悲鸿的群马图被赋予了强烈的爱国精神。这一时期，他的群马多以“奔马”为核心形象，马的姿态昂扬、气势雄浑，寄托着“山河破碎，匹夫有责”的救亡之志。如1940年创作的《群马图》，是他听闻鄂北抗日大捷后所作，画面中六匹骏马奔腾向前，鬃尾飞扬，笔墨间充满激昂的情绪，他在题款中写道：“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聊写此马，以抒胸臆”，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与对胜利的期盼，全部融入奔马的形象之中。

1942年的《群马图》则更具悲壮的力量感，画面中一匹黑马昂首嘶鸣，其余骏马紧随其后，背景以淡墨勾勒出荒芜的平原，暗喻着战争的残酷。徐悲鸿以奔马的“不屈”象征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让群马图成为鼓舞民心的精神旗帜。这一时期的群马图，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创作，而是他作为文人的“笔墨抗战”。

（二）建国之后：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的群马图主题发生了明显转变，从“抗争”转向“新生”。他笔下的群马不再是战火中的怒吼，而是充满活力的奔跃，象征着新中国的蓬勃发展。如1951年创作的《群马图》，画面中的骏马体态丰腴、步伐轻快，背景是嫩绿的草地与和煦的阳光，笔墨间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九州无事乐耕耘》等作品，将马与农耕场景结合，表达对和平年代的向往与对劳动的赞美，让群马图的题材从“家国情怀”拓展到“民生幸福”。

（三）艺术生涯早期：技法探索的写实尝试

徐悲鸿早年的群马图，更多是对西方写实技法与中国传统笔墨的融合探索。20世纪20年代，他刚从欧洲归国，创作的《群马图》仍带有明显的素描痕迹，马的造型偏重于写实，笔墨的写意性较弱。如1928年的《群马图》，画面中的马以淡墨勾勒轮廓，注重肌肉的明暗表现，虽未形成成熟的“悲鸿马”风格，却为其后期的创作奠定了造型基础。

三、徐悲鸿群马图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影响

徐悲鸿的群马图，不仅在艺术层面实现了传统写意画的现代转型，更在文化层面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其价值与影响跨越了艺术领域，深入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

从艺术价值来看，徐悲鸿的群马图打破了中国传统动物画的程式化创作模式，确立了“中西融合”的现代写意画路径。他将西方的写实造型与中国的笔墨精神完美结合，让“形”与“神”达到高度统一，为后世的写意动物画创作提供了范本。齐白石曾评价：“悲鸿先生画马，落笔有神，似古今所无”，正是对其艺术技法革新的高度认可。此外，他的群马图还拓展了传统花鸟画的题材内涵，将动物画从“赏玩”的范畴提升到“载道”的高度，让绘画成为表达时代精神的载体。

从文化影响来看，徐悲鸿的群马图早已超越了艺术作品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勇向前”精神的视觉符号。在抗战时期，他的奔马图被印制成宣传画、明信片，鼓舞着无数爱国志士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当代，“悲鸿马”的形象被广泛应用于邮票、雕塑、文创产品等领域，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标识。如1978年发行的《奔马》特种邮票，选取了徐悲鸿的十幅奔马图，成为新中国邮票史上的经典之作；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中的《群马图》雕塑，更是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景观。

同时，徐悲鸿的群马图也推动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国际传播。他曾多次在欧洲、美洲举办画展，其群马图以独特的东方美学与写实技法，让西方艺术界认识到中国现代美术的魅力。法国画家达仰曾评价：“徐悲鸿的马，是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的完美结合，他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绘画的新生”。这种国际影响力，为中国美术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

徐悲鸿的群马图，是艺术技法的革新之作，更是时代精神的凝练之作。他以一支画笔，将西方的科学造型与东方的笔墨神韵熔于一炉，让“奔马”成为跨越时空的艺术经典；他以马喻志，将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让群马图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

在当代美术创作中，徐悲鸿的“中西融合”理念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传统艺术的创新，并非对西方技法的简单照搬，也非对传统笔墨的固守，而是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最终形成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艺术语言。而徐悲鸿的群马图，也将始终作为中国现代美术的里程碑，见证着中国艺术在传承与创新中的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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