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史禄国：以鸟之姿寻路，以蜗之心治学

发布时间：2026-01-19 12:36

案例10: 孟子的仁政思想——以爱民之心治国，实现社会公正。 #生活知识# #生活哲学# #生活哲学案例#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百年前，外国学者史禄国跨越山海来华治学。他既如“自由鸟”挣脱思想桎梏，亦似“蜗牛”沉潜深耕，于人类学领域留下奠基性遗产，更前瞻性地触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核心要义。

华东师范大学王传教授耗时十余载打捞散佚史料，著成《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以下简称《自由鸟与蜗牛》）。这部著作不仅为史禄国研究补全关键中国拼图，更勾勒出这位流亡学者的治学坚守与精神风骨。在当下，我们为何要重读史禄国？循着访谈脉络，我们一起探寻其思想精粹与精神力量。

照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先声

上观新闻：在当下学术热点迭代迅速的时代，我们为何还要专门去读史禄国，了解他的思想与经历？

王传：今天我们重读史禄国，绝不是单纯的“考古式”怀旧，而是因为他的思想、治学精神与当下中国的学术发展、社会共识构建有着极强的契合度。首先，他百年前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相关理念，比我们现在系统阐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理论早了近百年，其外国人的身份、独特的观察视角更具客观性与参考价值。其次，他学贯中西，始终反对照搬西方理论，主张做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这和我们现在提倡的自主知识体系理念是相通的，对推动西方人类学的中国化进程有奠基性意义。最后，他身处中西学术夹缝之中，即便遭遇不公、误解与流亡，仍坚守学术初心的坚韧风骨，也能为我们提供直面困境的精神力量。

上观新闻：史禄国百年前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核心要义，对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怎样的意义？

王传：费孝通先生于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中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思想，这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实则源自其师史禄国。史禄国先生的这一洞见非常珍贵，我查阅资料发现，史禄国的著述中早蕴含这一核心主张。

我们当下对“民族”的界定，通常以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素质为核心要素。这一概念源自斯大林，即便史禄国身为俄国贵族，与苏联政见存在分歧，但其著述中仍明确提及了民族主体的相关理念，可见如今我们倡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核心思想早在百年前就已被史禄国关注并探讨。

史禄国还曾举例佐证：中国人内部差异显著，北方人与南方人的差异，甚至大于欧洲部分国家的人之间的差异，而大家能统一被称为“中国人”，关键在于共同的书面语言——汉字。这种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认同，让中华民族形成一种整体。尤为珍贵的是，作为外来观察者，史禄国能清晰洞察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存在，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根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

上观新闻：您的新书《自由鸟与蜗牛》完善了史禄国研究的拼图，书中具体补充了哪些关键内容？

王传：国外学界对史禄国的民族学研究已有不少扎实成果，但对其在中国学术活动情况的相关研究有所不足，大家对他在华的认知大多还是来自费孝通先生的论述，或是以往的国外研究，其实他身上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思想亮点。

在人类学治学实践中，他坚持着这样的原则——从中国本土实际出发，对中国民族志调查提出全面、系统的意见与建议，其民族学调查计划与方法，无不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经验认识，为当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借鉴。

“自由鸟”与“蜗牛”的启示

上观新闻：《自由鸟与蜗牛》这个书名十分贴切，这两个意象能为当下学者带来怎样的治学启示？

王传：“自由鸟”与“蜗牛”这两个意象不是我刻意提炼的，是史禄国自己的表述，我只是如实“拿来”。这两个词既精准概括了全书核心，非常贴合史禄国人格特质的真实写照，也能对应他在中国的人生境遇。延伸来看，这两种状态其实也是学术研究中很重要的两种心境，不管是哪个领域的学者做研究，或许都离不开这两种状态，这也是今天我们研读史禄国治学精神的核心价值所在。

所谓“自由鸟”的状态，对应的是学术研究里的创新与突破精神。做学术不能墨守成规，要想有推进、有新发现，就得有凌空万里的视野，敢于放开手脚自由探索，充分发挥学术想象力和探索力，不被固有认知束缚，这样才能产出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史禄国作为外来学者，挣脱了固有思维的桎梏，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洞察、对西方理论的反思，都体现了这种“自由鸟”般的开拓精神，这正是当下学术创新所必需的品质。

而“蜗牛”的状态，强调的是学术研究需要沉下心来的坚守与深耕。做学问得能坐冷板凳，有沉浸专注的心态，像蜗牛一样稳扎稳打，投入长时间的细致钻研，耐得住寂寞、慢得下节奏。做历史学研究，讲究有一份材料说一句话，要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容不得半点浮躁，必须有蜗居潜心的定力，一步一步扎实积累。史禄国数十年如一日深耕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完美诠释了“蜗牛”式的坚守。在当下追求快节奏、急功近利的学术环境中，这种精神尤为可贵。

上观新闻：撰写这本书耗时十余年，这段经历是否让您对史禄国的治学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王传：这本书的创作是一场长达十余年的资料积累与打磨，确实经历了许多艰辛。2008年我写硕士论文时第一次知道史禄国先生，2013年去台湾“中研院”访学，意外发现“史禄国档”，里面的英文手稿、通信等资料让我意识到他的研究价值。之后借助海内外数据库检索，再加上收集到的散落在多国学者手里的数十篇书评、他写给汉学家阿理克的18封信，资料才逐渐丰富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最艰难的是资料的搜集与翻译问题。一是史禄国履历丰富，行迹跨度大，早年在法国等地生活，之后到俄罗斯远东，再辗转中国的哈尔滨、北京、上海、厦门、广州，最终回到北京，每到一处都留下不少发表的成果，资料分布十分零散。他的论文一部分发表在国内英文报纸上，更多则发表于国外，还有些未刊稿，美国、英国等近十个国家都有相关书评，搜集起来很烦琐。二是资料翻译的难度，除英文、法文、日文和德文资料外，核心难点在俄文资料的翻译上，俄文资料量大，又无法提前判断哪些内容有用，只能全部翻译出来再校对，遇到疑问或不确定的专业术语，还要反复推敲核实，耗时费力。这段经历让我对史禄国“蜗牛”般的沉潜坚守精神有了最真切的体悟。

跨越时代的人格与力量

上观新闻：史禄国与顾颉刚、傅斯年等学界名人的交往，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他？这些故事对今天的读者有何启示？

王传：史禄国初次定居中国就在上海落脚，一到上海就加入了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当时的会长苏柯仁等人与他多有交集，这为他后续进入国内多家教研机构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打下了基础。

1926年，他到厦门大学任教，一方面是接受了厦大的邀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想前往福建研究客家人族群。在厦大期间，他和顾颉刚交情极深，不管是在顾颉刚的日记里，还是在史禄国写给阿理克的信中，都多次提到彼此，史禄国觉得顾颉刚是值得信任、能坦诚交流的人。后来，顾颉刚又将他引荐到中山大学。史禄国曾在给阿理克的信里提到这段经历，“我很高兴，我再次见到历史学家顾颉刚……我似乎是第一个在这里当选的外国人，不过，我不是外国人，更像一种自由的鸟儿”。这也是书中“自由鸟”意象的由来之一。

早在上海时，史禄国就已结识傅斯年，到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工作后，史禄国遭遇云南调查相关争议事件，傅斯年一直很支持他，私下多种场合都力排众议，肯定他的实际工作成绩。史禄国与中山大学的合同到期后，傅斯年又为他争取到其史语所专聘资格，还引荐他到清华大学任教。看得出傅斯年对他十分认可，即便两人在学术观点上有分歧，也不影响彼此欣赏，傅斯年心情低落时，还会跑到史禄国家里，史禄国也会做饭招待他。

到北京后，史禄国与顾颉刚的交往更频繁了，顾颉刚日记里多次记载二人的见面、谈话，彼此往来密切，交情一直很深厚。

这些交往故事让我们看到，史禄国不仅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更是一位重情重义、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能与拥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坦诚相待、相互欣赏。在困境中得到学界友人的鼎力支持，也源于他自身的学术品格与人格魅力。在当下强调学术合作与交流的时代，这种开放包容、坦诚相待的治学处世态度，对学界同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上观新闻：史禄国的处世智慧对您影响深远，这是否也印证了今天我们阅读他的现实意义？

王传：史禄国的学术精神与做人智慧，对我的学术生涯和生活影响很深，这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今天我们阅读史禄国，能获得实实在在的精神滋养与行动启示。

这本书在豆瓣上有一条长评，它所借用的一句苏轼的话特别打动我，“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用来形容他再贴切不过。费孝通先生晚年回忆时也说，自己做不到老师那般境界。史禄国真正诠释了“人不知而不愠”的胸襟，做人文学科研究的人，本都希望被理解、被认可，这也是社会交往的基础，但即便不被他人理解甚至被误解，他也从不生气，依旧坚定做好自己的事。身处中西学术夹缝之中，既不被外国人看好，也长期未被中国人关注，经历了从学术中心到边缘的落差，他却始终没丢掉做研究的初心，一直埋头深耕，这份坚守格外难能可贵。

今天的我们，无论是身处学术领域，还是在各行各业打拼，都难免会遇到挫折、误解与不公。史禄国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在困境中坚守初心，专注于自己认定的事。这种精神力量，正是今天许多人所需要的，也是我们阅读史禄国、走近史禄国的重要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