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谈周邦彦：不矜感发矜思力，顾曲周郎赋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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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对周邦彦的两种批评

周邦彦这个词人，王国维对他曾经有过很好的批评，也曾经有过不大好的批评。我们先把王国维对周邦彦的批评看一下，然后再来看周邦彦的词。

王国维对周邦彦的批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在《人间词话》里，另外一种是在王国维所写的《清真先生遗事》里。《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早年的作品，《清真先生遗事》是王国维晚年写的。在这两篇著作里，他对于周邦彦有不同的评价。在《人间词话》里，他对于周邦彦的词，表示了相当的不满意， “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惟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王国维。新华社发

王国维说 “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周邦彦字美成，王国维说，周美成这个词人，如果说到他的深远，是不如欧阳修和秦观的。所谓“深远”者，是说引起人的联想，给人的一种启发。如果从感发的力量，就是说从他的词可以引起人联想，给人启发，给人感动这种力量，能够让人想到更深微的或者更高远的一种境界的作用和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评价，周美成比不上欧阳修跟秦少游。因为欧阳修跟秦少游的词，都是以感发的力量取胜，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联想，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感动。可是，周邦彦的词一般说起来，感动的力量没有这样的大。所以，王国维就批评他，说是 “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

周邦彦也懂音乐，词这种文学形式跟音乐结合得很密切，它本来是当时流行歌曲的歌词，凡是词的调子的拓展，都与那些懂得音乐的人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北宋词的拓展方面，柳永是一个重要的作者，然后就是周邦彦，他们都是音乐家。我们之前讲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说周瑜是懂音乐的， “曲有误，周郎顾”，谁的乐曲弹错了，周瑜就看他一下。所以周邦彦自己给自己的堂起了一个别名，叫做“顾曲堂”。他的意思是说，他也是懂音乐的。中国古代的诗人文人，不但喜欢给自己起很多别号，而且喜欢把自己居住的地方或者书房、书斋起很多别号。那么，王国维说他 “创调之才多”，是说他在音乐这一方面，对于词的形式上的开创，有很大的贡献；可是说他 “创意之才少”，是他在内容的意境方面的才干，是不够多的。

我们在讲宋词的演进时，讲到苏东坡，我们说像苏东坡这种哲学的思想，这种胸襟怀抱，是苏东坡以前的人，从来没有写过的，这当然是在内容意境方面的一个开创；或者是像秦观秦少游，他那种非常敏锐的感受能力，也是他的一种特殊的成就，属于内容的情意这一方面。王国维的意思是说，周邦彦虽然在音乐方面有开创，可是他在内容方面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就。他内容方面，所写的是什么呢？就是离别的怀思，羁旅的途况，这在柳永的词里，已经写了很多了。所以，在内容方面，王国维认为他并没有什么开创，这是王国维早期对于周邦彦的批评。

可是王国维在后期所写的《清真先生遗事》里，就把对于周邦彦的评价提高了。

他说， “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如果我们把北宋的词跟唐朝的诗来相比较，东坡这种潇洒飘逸的襟怀，像李太白；欧阳修、秦少游，那种很敏锐的感受的能力，像王摩诘，就是王维；柳耆卿，就是柳永，他写的很通俗的地方，像白乐天，就是白居易；方回，就是贺铸，叔原，就是小晏晏几道，他说像贺铸贺方回，或者是小晏晏叔原这些人，就像“大历十子”——中唐时候的那些不是第一流的诗人。他说，南宋的时代，只有一个辛稼轩，可以媲美于韩昌黎。韩昌黎是用写散文的办法来写诗，而南宋的辛稼轩有时候也用写散文的办法来写词。王国维所比的当然都是片面的、某一点的相似，天下凡是伟大的作者，没有完全相似的。

他说， “词中老杜”，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媲美杜甫， “非先生不可”，非这个清真先生不可。他不但对周邦彦的评价改变了，对他的称呼也改变了。他在早年所写的《人间词话》里，每说到周邦彦的时候总是用他的字，就“美成”怎么样、“美成”怎么样，很不客气的。等到后期写《清真先生遗事》，文章的题目，就称周邦彦做“清真先生”，所以，他后文就每称他“先生”如何、“先生”如何，对于周清真表示了很推崇的意思。他说，如果有一个词人跟诗里的杜甫比较的话，那除非周清真。

在甘肃省陇南市成县杜甫草堂景区拍摄的杜甫雕像。新华社记者陈斌摄

功力“集大成”

为什么对于周邦彦，王国维在早期跟晚期的作品里，有不同的评价？

我实在要说，一个人对于作品的欣赏，是随着年龄而有所改变的。这要分两方面来看，一个是内容方面的欣赏能力。比如，一般说起来，陶渊明的诗年轻人不大容易体会，因为陶渊明的诗，外表平平淡淡，一点儿也不漂亮，所以年轻人看起来一点儿刺激也没有，而且陶渊明所写的都是人间的这种甘苦的、最幽微的、最深刻的体会，年轻人没有这样的体会，所以像陶渊明的诗，是要经历了人间的这种体验，然后才懂得欣赏。还有一种，就是功力这一方面。你创作的时候，不管是写诗、写词，你的声音、修辞、用字、造句、章法，你自己没有很深刻的创作的体验，你也不能够欣赏，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体会到少年时候不能欣赏的作品。另一方面，你增长了欣赏能力。周清真的词，年轻人不大会欣赏他的功力，要经过了一种体验之后，才会欣赏他的功力。所以，随着年龄增长，使人增长对周清真的欣赏，因为他的功力、他的内容方面，有特别独到的地方。

有一类作者，像李后主，是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陶渊明跟周邦彦的词，那种功力或者内容深的地方，浅者不能够得到，深的人才能够欣赏。可是，像李后主的词，浅者可以得其浅，因为他有很直接的感发的能力，所以你不用有很深厚的体验，直接一念，马上就打动你了。可是，随着你的年龄、生活体验的增长，你对于李后主有越来越深刻的体验，深者也可以得其深。还有一类的作者，是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欣赏他，可是等到你年岁大了，你就觉得他比较浅了。清朝有一个作者，叫纳兰容若，是满族人。纳兰容若的作品，年轻人读起来很容易被打动，他真是有非常敏锐的感觉。王国维在他早年所写的《人间词话》里，曾经批评说，李后主以后的一个不失赤子之心的、最敏锐的作者，就是纳兰容若，可是纳兰容若不能够媲美李后主。因为，纳兰容若，你年轻的时候，可以 “浅者得其浅”，可是你年龄增长了以后，你就觉得纳兰容若深厚的这一方面不够，他不能够使你 “深者得其深”。这是欣赏的层次的不同。

那么，周邦彦之所以使得王国维有这么两种不同的欣赏，就因为当王国维的年龄增长了，他能够欣赏到功力这一方面的能力了，而杜甫，在唐朝的诗人里边，也是以功力取胜的。杜甫在唐朝是号称“集大成”的诗人，这个以前我也曾经讲过，简单地说，如果是一个音乐的独奏，或者你只吹箫，或者你只吹笛，或者你只弹琴，那么，每一个乐曲的终了，叫做一个“小成”，就是只是一种音乐的乐器；如果你能够把很多种乐器同时演奏得很好，从头到尾，有始有终，那个叫做“大成”。所以“大成”者，是各种乐器都能够演奏得很好；“小成”，是只有一种乐器演奏得很好。有人只会作七言绝句，写得很好，可是别的体裁写得不好；有人只是七言诗写得很好，可是其他的体裁写得不好，可是杜甫是“集大成”，凡是属于你功力能够达到的，各种的成就，他都能够集中起来。如果以这方面来说，在北宋的词人里边，功力这一方面能够“集大成”的，就是把写小令的、长调的、慢词的，各种功力、方法、技巧都能够集中起来，而且还运用得很好的一个人，就是周清真。

演员们在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内演绎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还有，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里写过一段话，诗人里边 “有常人之境界，有诗人之境界”，诗词里边所传达的内容和情意，有属于常人的一种境界情意，有属于诗人的一种境界情意，他说 “所谓常人之境界，常人皆能感之”，属于常人的境界，是寻常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可是我们没有写作的、表现的能力， “唯诗人能写之”，唯有诗人能够写出来。他说，这种作品因为所写的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的，所以往往 “传世久”，而且 “形式广”，传流得久远而且广大，一般人都能够感受。他说 “诗人之境界”，是常人不能够感受的， “唯诗人能有之”，是只有诗人，那种特别敏锐的、深刻的诗人，才有这种感受，一般人不能够欣赏。所以这一种诗，有的时候反而传世没有这么广远，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这一种境界。然后他就说了，周清真的词，属于前者的为多，在内容方面，他的感觉和感情，也许没有特别超过别人的地方，可是，他就是写寻常的离别怀思、羁旅的途况，就是一般人都有的体验，而他能够比一般人写得好，这就是周清真的成就。

人生际遇对词作的影响

曾担任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的罗忼烈写过一篇文章——《一个拥护新法的词人：周邦彦》。这在罗忼烈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过。你说王国维那么好的学问，难道没有看到这一点？王国维不是完全没有看到，可是观点不同。因为，在中国旧日的观点之下，像苏东坡，像司马光，都是站在正统的儒家思想上，他们都是属于保守一派的。所以，一般中国旧传统的批评，如果一个人是靠近新法的那一边，他们在写批评文章的时候，要替他解脱这个关系。所以，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里提到周邦彦，说周邦彦曾经写过词给一些新法的人，这个是当时宋朝流行的情况，并不能够证明他就是依附了这些人。这就是替他解脱。可是，罗忼烈呢，就替周邦彦强调了这件事情，说他确实是拥护新法的词人。

我认为，王国维是因为受了旧传统思想的影响，有意替周邦彦解脱，不是完全公正的；罗忼烈，特别强调周邦彦拥护新法，也不是很公正的。

应该用比较公平的眼光来看周邦彦。他怎么跟新法、改革染上的关系？周邦彦曾经在神宗变法的时候，上过一篇好几千字的长赋，叫做《汴都赋》；而神宗当时正在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所以他的《汴都赋》里，都是赞美、歌颂当时的新法。这就证明他果然就拥护新法？很难说。周邦彦是诗人、文人，他有时候要得一个进身之地，就是杜甫当年给唐玄宗还献过“三大礼赋”呢。所以古代的诗人文人，喜欢用他们的文字表现得到人主的赏识。周邦彦是写了《汴都赋》上给神宗，当时是行新法，所以《汴都赋》一定是赞美新法，可是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被认为是拥护新法的词人了。而且我实在要说，本来北宋的变法，像王安石，他本来是有一个治国安邦的理想计划，所以不完全是坏的事情，他有值得肯定的一面。我想，周邦彦也是看到了新法可以肯定的一面，所以他就歌颂这个新法。他不完全是假的，可也不是就那么认真，就是时代与文人特点的一种结合，所以就写了《汴都赋》。后来，等到神宗皇帝死了，哲宗刚刚继位的时候年纪还很小，哲宗的祖母太后当政。那么，这个太后就把旧党的人都叫回来了，周邦彦也被贬出去了。

周邦彦原来做什么呢？周邦彦在写《汴都赋》的时候，是当时太学的学生。因为《汴都赋》写得这么好，神宗很欣赏，就叫大臣在空闲的时候给他吟诵，神宗听了非常高兴。在《汴都赋》里，周邦彦用了很多古字，念赋的人不认识这个字，于是就只念偏旁。这个传说，是证明周邦彦这个人很博学。总而言之，这篇赋写得很好，神宗很赏识，所以就把周邦彦任命为“太学正”，一个教育的主管的地位，而不再是学生了，所以，周邦彦很得神宗的欣赏。然后呢，等到哲宗继位，太后用事，旧党当权，所以，周邦彦就被贬出去了。可是你要知道，不久以后，太后死了，等到哲宗自己临朝亲政了，就把那些新党的人一个一个又都叫回来了，周邦彦也被叫回来了。所以，周邦彦本身是经过这样一个阶段。

演员们在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内演绎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神宗时代，王安石当权的时候，主张变法的皇帝跟大臣——神宗跟王安石，都是有理想的，虽然他们行新法的时候，也有失败的地方，可是他们确实都是有理想的。到哲宗的时候，他叫回来一个掌权的人——蔡京，而蔡京就不是那样有理想的人。蔡京手下所用的人，就假借着实行新法，对于人民横征暴敛，这个你们看《水浒传》都可以看到。周邦彦回朝以后，曾经写诗给蔡京祝寿。可是罗忼烈替他辩护，说是周邦彦回来以后，虽然给蔡京祝寿，可是并没有依附蔡京而得到高官厚禄。周邦彦是新旧党争夹缝之间的人物，这是绝对不假的，有了这一点认识，我们再看他的词，你就可以在内容方面有更深的体认。

晚唐五代开始出现写男女之情的、离别怀思的小词，借男女的感情表达一种理想和志意。这些写男女的爱情的词，可以给我们一种更高一层的暗示和联想，带着强大的感发力量。像我们讲韦庄的词，说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这种“殉身无悔”的精神，就是说你选择了一个理想，你就为这个理想而殉身，就是真正为它牺牲了，你也不后悔。这种精神和志意，是借着情词，借着强大的感发的力量而感动我们的。

周邦彦的词这方面的力量不够强，不能够直接给我们这种感动，不能够直接就引起我们这种暗示联想，它没有这种力量。这正是王国维早年在《人间词话》里把他看得比较低的缘故。

可是经过罗忼烈的强调以后，你就会发现周邦彦的词里边，也可以有这种联想，可是为什么王国维没有看到这种联想呢？因为周邦彦的词，没有带着这么强大的直接的感动的力量，你直接去读它，你永远不会得到这种联想。

为什么罗忼烈这么一讲，就让我们得到了呢？因为罗忼烈说，他当时在这种新旧党争之中，处在夹缝之中，是很复杂的情况，所以他就引起了我们这样一种思索和追寻。韦庄的词，冯延巳的词，是你不用有心去找，它直接就打动你了。可是像周邦彦的词，你没有心去找就得不到。所以，王国维就说他是 “创意之才少”。可是经过罗忼烈这样一提，你就想，可能是有吧，我找找看吧。你这一找，怎么越找越像？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讲到这里，我又要特别提出来了，词的发展，从晚唐五代跟北宋初期的那种直接的感发，慢慢就到了有心的安排了。所以，最早的，是最简单、最淳朴、最真诚的，慢慢的，这个人工安排的力量，就加在上面，越加越多，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无论是在形式、表现上，或者是内容、情意上，都用人工安排的，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欣赏的途径。所以，欣赏晚唐五代跟北宋初期的词，要用直接感发的那种体式、那种角度去欣赏它。等你慢慢欣赏到周邦彦，一直到南宋的词人，比如说像王沂孙、张炎、姜白石，不再能够从直接的感受去欣赏它，否则永远不能欣赏它。

王国维之所以不喜欢南宋的词人，之所以在《人间词话》里把周邦彦的词贬得很低，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不从这个角度去欣赏，他还是完全像欣赏晚唐五代北宋初期的词那样，从直接的感发的角度去欣赏，所以，他对于这一班人的评价都很低。

在开封龙亭公园举行的“大宋上元灯会”。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体会音律的美

我们现在要开始学习一个新的角度来欣赏这个词，不然的话，以后这些南宋的词，都没有办法接受和欣赏。可是，王国维到晚年写的《清真先生遗事》，他虽然是那个时候开始能够欣赏周邦彦的词了，可是只是欣赏到属于外表、形式的好处。他说， “读先生之词，于文字之外，须更味其音律”，你光看文字，看不出什么好，你要仔细地“味”，就是仔细地体会，要体会它音律上的美。

他说 “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 “今其声虽亡”，这个“声”是歌唱的声音，他说怎么样来唱这个宋词，这个歌声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了，可是“ 读其词者”，可是现在我们念他的词，不用唱，只是念， “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拗”，是什么意思呢？有一种律诗是“拗律”，就是你写律诗，可是不完全遵守律诗的格律。这个“拗”，是把手弄弯了，所以说“拗折”，本来应该是直的，是顺的，可是现在你不按着这个直的、顺的，你把中间弄弯了。“怒”者，是不合，你一怒，怎么会心平气和？所以，他的音律，在这种拗折还有不和平之中，第一眼看过去就不合律，是不顺利的。可是他说 “拗怒之中，自饶和婉”，周邦彦的词在音律方面，有一种从拗折之中表现出来的和平。

“曼声促节”，“曼”，是长，有的时候他的声调拖得很长，“促”，是很短，有的时候，他的音节又很短。 “繁会相宣”，“繁会”是很多音节聚会的所在，都是配合的，“相宣”，就是互相能够衬托，“宣”者，就是衬托，长的、短的，高的、低的，就这么互相衬托。 “清浊抑扬”，“清浊”，我们读音有清音、有浊音，“抑扬”，“抑”是低的声音，“扬”是高的声音。清的、浊的、高的、低的，各种声音。 “辘轳交往”，“辘轳”，就是汲水时提桶的那个“辘轳”，形状是圆的，上面缠上绳子转动，一下儿上、一下儿下。他说，周清真的词，就是这样有音律上的转变， “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他说，你要说到这种形式、声音的美好， “两宋之间，一人而已”，在南北宋，只有周清真这方面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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