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与艺之间拿捏“度”，坊间对话共议涉案题材剧的传统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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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题材剧的表现内容丰富、内在差异也较大，《人民的名义》《狂飙》《我是刑警》《隐秘的角落》《漫长的季节》《执行法官》《家事法庭》等，可谓多姿多态，堪称荧屏与网络视听平台上关注度与话题度较高的题材类型之一。近期的《重器》《藏锋》等剧集的热播，再次点燃了这类创作的热度。“艺术就是‘度’的艺术，这个‘度’特别重要。”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表示，涉案题材剧是涉及正义与邪恶较量鲜明、人性表现丰富的一类创作题材，分寸的拿捏始终是其中绕不开的命题。

9月12日，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承办的“坊间对话第50期：涉案题材剧的传统与创新”学术对谈举办。戴清担任学术主持，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党委委员、影视中心主任田水泉，爱奇艺奇正工作室负责人、总制片人于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视听内容所副研究员胡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何天平，围绕涉案题材剧的创作传统与艺术创新、影像叙事伦理的分寸把握、价值立场与未来展望等议题，以及创制、审查、播出推广与大众接受等流程环节进行研讨交流。

对谈现场。

法律之度：法无授权不可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剧中人物的职权边界一定要把握好，不可为表现英雄主义而越权行事。”田水泉认为，涉案题材剧有侧重表现案件调查的剧集，如《破冰行动》；也有侧重表现法治观念发展、进步的剧集创作，如《江河之上》《家事法庭》，最近的《重器》，即透过司法人员办理的案件呈现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十几年间的法治建设进程与法治观念的演进。此类作品创作经验可归纳为三方面：一是坚持题材聚焦，在创作初期即确定叙事边界，明确办案主体机构，比如人民法院参与创作、多部以法官审判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法治题材剧集；二是坚持现实主义，不套用域外罪案剧、律政爽剧的套路；三是坚持价值导向，要让观众相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相信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党委委员、影视中心主任田水泉。

“强有力而稳定的主创核心是系列剧成功的关键，便于对内容作长期规划，使风格一脉相承，比如《唐诡》系列、《罚罪》系列。”于飞介绍，与依靠情节递进、核心主人公延续故事的系列剧不同，《罚罪》是以同一世界观、同一内核构建的不同故事。两部的主人公并非同一个警察人物，故事也互不相关，但贯穿其中的内核即剧名“罚罪”——有罪必罚、法大于天，探讨的都是法律与情感冲突时不同的人如何选择。这样做既降低了观众的观剧门槛，让没看过前作的观众可以直接观看第二部，又能做到双向引流。

爱奇艺奇正工作室负责人、总制片人于飞。

“案件的侦破是一条中轴线，人物的丰富情感、日常生活是一个横截面。”胡祥认为，涉案题材剧的叙事建构两者缺一不可，但主次不能颠倒，家庭生活的叙事比重一旦超过案件侦破，主线便被冲淡、节奏便被拖沓。《我是刑警》以大案串小案，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走访摸排到DNA比对的刑侦技术进步表现得十分扎实；秦川在车上同时接到案情电话和妻子病情电话、双手颤抖的一场戏，则把职业与家庭的两难处理得动人而克制。

“给正面人物设置的困境，要么是中年危机，要么是原生家庭之苦。”何天平表示，涉案题材剧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专门的题材，更像是一个领域。法治建设的精细度和成熟度不断提高，影视创作对准的赛道、职业与切口也随之丰富，垂直题材的表现越来越细密，题材类型的融合则已成为创作的主导方向。但融合是否恰当，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正面人物的困境正变得同质化、流水线化，配角也存在景观化问题，不少创作中的人物塑造还达不到立体真实的程度。

“创作越丰富、垂类越精细，对创作者的要求就越高——现实中一部作品被追捧，很快就会被跟风复制，于是陈旧感随之而来，创作者和观众之间总是存在这样的博弈。”戴清认为，涉案题材剧既可以办案主体为依据划分为公安、检察、审判、监察、律师等子题材类别，也可按叙事气质或故事所处的年代来划分，每一种标准都有其解释力，也都有其限度。横看成岭侧成峰，按不同的标准切入，会得到不同的题材分类面貌。

叙事之度：价值观折射在镜头中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办案人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胡祥提出，《家事法庭》里法官沈谢秩从一心只有法条到读懂人情冷暖的转变，生动体现了情理与法理的融合。涉案题材剧没有一个万能的公式，创作也不可能依循一定的配方。悬念强度与叙事节奏取决于表现内容，大案要案剧，包括与传统谍战剧联系更紧密的国安涉案题材剧的悬疑性天然强烈，普法类作品则不必刻意求强。有的作品像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爽感风驰电掣；有的则像是行驶在乡间小路上，必须慢下来才能看到不同的风光。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视听内容所副研究员胡祥。

“当杀人碎尸者被处理得潇洒俏皮，警察却灰头土脸、被耍得团团转时，这样的叙事究竟在为谁张目？”戴清提出，影像叙事是有伦理倾向的，体现在每个镜头、人物角色及一句句台词中。价值观无法靠宣讲落地，而叙事伦理却能丝丝入扣地渗透在创作的褶皱中。以《漫长的季节》为例，沈墨作案后约王阳一同逃离，王阳的眼神是恐惧、迟疑与推拒的，而不是亡命鸳鸯式的洒脱决绝，这一笔鲜明体现出全剧的价值观落点。此外，反面人物不宜过度悲情化，同情一个被生活重压逼入灰色地带的小人物，与同情一个盘踞多年的黑恶势力头目，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案件是一个窗口，也构成了人的处境，背后则是在讲人的境遇与命运。”何天平表示，价值引导是很抽象的东西，一定要落在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当中。涉案题材剧的价值底线是邪不压正、敬畏生命与法律、明白惩恶是为了扬善；高线则要让抽象的价值经由具体的人物选择落地，而不是以口号的方式直接进入作品。比如看《重器》常觉憋屈，是因为法治建设不成熟年代里正义的迟到；看《藏锋》却觉松弛，是因为法治成熟阶段关键时刻才需亮剑。《重器》讲的是法从哪里来，《藏锋》讲的是法要到哪里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何天平。

“关键是这部剧给观众的整体观感。”田水泉坦言，创作者常问尺度在哪里，其实很难有可量化的标准，有反面人物、写干警黑化都不是问题，标准在于观众看完之后对政法队伍是更信任了、对国家法治建设更有信心了，还是相反。当下涉案题材剧不少，但精彩的正面人物形象仍然不够，反倒是一些反面人物被刻画得深入人心，这并非创作者的初衷。许多人追看《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实际上是在怀念老剧留在人们心中的季洁和大曾这些人物形象。

“我们当时太贪心了，想要的太多了。”于飞认为，做项目最重要的是打准第一拨目标用户，与其既要又要，不如单纯一点。《定风波》以七个看似无关的单元案件拼图式地指向一桩终极悬案，本意是做中式悬疑风格下的少年群像探案剧，少年、友情、成长、探案这条主线已经立住，却又想把偏好情感戏的观众一并拉进来，在创作上有一些顾此失彼，男女主的爱情线没有做到最好。

创新之度：开掘生活的厚土

“暗流剧场会更轻、更快、更垂直、更多元。”于飞分享了他的个人感受，2017年《白夜追凶》《无证之罪》让行业发现了此前未被充分关注的观众需求，2020年推出的迷雾剧场其实是打磨三年的结果。今年推出的暗流剧场主打横屏精品中剧，体量更轻、周期更短、反映生活热点更快，满足垂类观众的喜好。

“以法官为主角的全民大爆款，目前还没有出现。”田水泉表示，以警察、检察官为主角的爆款均已产生，法官题材却仍是空白，放眼世界，以法官为主角的爆款也屈指可数。这对创作者既是挑战也是机会，看谁能率先做出这样一部作品。目前，一部以执行法官为主角的新剧《奉陪到底》正在审查阶段，在体制内反面人物的塑造上作了一些大胆尝试。

“涉案题材剧天然带着很强的悬疑性，甚至可以说带着互动感。”胡祥表示，涉案题材剧受众基数大、产业价值高，管理部门对其高度重视，立项审核中问题也相对集中，比较典型的包括不符合我国国情民情社情、过度渲染凶杀、场景叙事同质化、正面人物沦为背景板等。涉案题材剧的未来首先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其次是故事内容的创新，随着AI技术发展，未来或可生成与观众互动的版本，让观众选择想看的剧情线甚至与角色互动。

“短视频正在变成观剧的第一现场。”何天平观察到，大量刑侦高光片段被抽取到短视频平台传播，无形中扩大了作品影响，但完整的观看行为也因此变成一种稀缺的消费行为。抗拒新的传播形式并不现实，需要警惕的是传播逻辑倒灌影响创作。对创作而言，恰恰要用叙事的浓度与密度、人物塑造的质感、对案件与社会问题的洞察去对抗碎片化，倒逼高质量创作涌现。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

“最终还是要回到生活，开掘生活的厚土。”戴清表示，人物困境的同质化，根子在于创作有了某种数据库化的倾向，遇到什么人设就调取什么标签去拼贴。如果把强悬疑、快节奏当成衡量涉案题材剧的唯一标准，涉案题材剧就会走进死胡同。《家事法庭》《江河之上》这类作品自有其节奏与温度，不同的表现内容本就应当匹配不同的悬念强度，整齐划一才是可怕的。

在现场交流环节，观众踊跃提问，围绕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难点、如何塑造让业内人士与普通观众都信服的公检法人物形象等问题同嘉宾展开交流。本次活动在新浪微博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25.8万人次在线观看。

编辑 徐美琳

校对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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